高杭 王瑞珊|高校有组织科研亟待改革创新-kf凯发国际

【摘要】有组织科研是高校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举国 体制优势，建制化、成体系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形式，发端于理工科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成熟于“大科学时代”协同创新的实践探索，并逐渐外溢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焕发新的生机活力。高校有组织科研是一项涉及认知协同、学科协同、资源协同、人才协同等全方位多角度协同的复杂性系统性工程，然而落实过程中高校在认知一致性、学科协调性、资源统筹性、评价适切性等方面存在问题，制约着有组织科研的纵深推进。对此，高校应从变革组织模式、创新科研服务、优化资源配置、完善评价体系等多个方面入手，通过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切实担负起以高水平科研创新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有组织科研；高校治理；内部体制机制改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健全新型举国 体制，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此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就推动高校加强有组织科研，更高质量、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出部署。高校有组织科研是高校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举国 体制优势，建制化、成体系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形式，具有打破专业壁垒、统筹资源整合、促进知识生产、服务“国之大者”的独特价值，不仅在理工科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体制机制、整体思路、路径选择等。

一、当前国家对高校有组织科研工作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高校有组织科研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必然选择，发端于理工科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成熟于“大科学时代”协同创新的实践探索，并逐渐外溢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有组织科研发端于理工科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围绕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个别国家滥用长臂管辖、加码技术封锁、竖起科技高墙、维护科技霸权，我国发展面临着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重大科技瓶颈，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与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更为迫切。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健全新型举国 体制，加强科研制度创新，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制度创新是点燃发展“新引擎”的“点火系”。近年来我国对科研体制机制创新进行持续谋划布局，不断探索“揭榜挂帅”“赛马制”“军令状”等科研项目管理新机制，为有组织科研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

攻克“卡脖子”难题，高校有基础、有实力、有底气。2020年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调动各类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发挥人才济济、组织有序的优势，形成战略力量。作为基础科学研究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科技人才培养主阵地，高校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承担更大职能，更需克服“组织无序”“组织混乱”的弊病，通过协同创新发挥自身在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原始突破。

（二）有组织科研成熟于“大科学时代”协同创新的实践探索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活动从认知环境下基于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ⅰ，向应用环境下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ⅱ与网络环境下超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ⅲ转型，呈现出多维聚合、开放生产、协同创新的突出特点。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意味着大学知识生产的逻辑取向与组织形态发生变化，以兴趣导向、边界清晰、封闭生产为特点的自主攻关 与单打独斗早已不适应大科学时代的发展需要，以解决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为导向，以多学科立体性 交叉为基础的集团攻关 与兵团作战正成为当前科技创新的主导模式。

我国高校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清华大学核研院坚持“大团队攻关，多学科交叉”的科研组织模式，数百位科学家历经三十多年的努力，率先实现了全球第四代核电技术落地；中国人民大学立足“独树一帜”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优势，围绕国家战略重点方向持续建设“双一流”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平台，包括国家安全、数字经济、应急管理、未来法治、乡村振兴、智能社会治理等，增强了科研成果对社会需求的有效回应性。高校协同攻关的有益探索为有组织科研的形成与正式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有组织科研外溢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2022年8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自此有组织科研由高校实践进入国家文件，成为引领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工作的重要抓手。特别是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宏大工程下，有组织科研的影响逐渐外溢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赶考之路上，我们必然要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发挥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宏大背景下，有组织科研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大有可为”，《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中提出“以有组织科研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创新”的目标任务，通过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的变革与创新，高校能以更加灵活的组织建制形式开展目标明确的科研任务，有利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 体制优势，“把过去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转变成“国家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二、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协同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

有组织科研本质上是以“协同”为核心的科研模式，协同是系统内部各要素或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和有机整合实现差异互补与协同合作的过程。高校有组织科研是一项涉及认知协同、学科协同、资源协同、人才协同等全方位多角度协同的复杂性系统性工程，对高校内部的认知一致性、学科协调性、资源统筹性、评价适切性都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要求。然而，高校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有组织科研的过程中并没有营造好协同的外部环境，直接照搬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等“硬科学”的科研组织逻辑，未充分回应作为“软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导致有组织科研“浮于表面”“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一）高校学科建制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协调性不够

封闭的学术生产难以满足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等重大问题，都需要多学科交叉合作予以解决。突破原有学科间的界限束缚，促进多学科的交叉协同，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知识创新体系，既是社会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外源性驱动，也是一流学科发展规律的内源性使然。

当前部分高校的学科建制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协调性不够，以单一学科为中心的传统院系结构阻碍了跨学科有组织科研团队的形成。在知识精细化的背景下，院系被越分越细，学科边界也愈加清晰，受制于“院—系”的学科建制，人事、经费、奖励等资源被固化到院系之中，由于跨学科研究的所属不清，跨学科有组织科研团队很难得到某一学院的项目经费支持，其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很难归于某一学院，由此导致跨学科有组织科研团队组建难、发展难、评价难，高校科研成果服务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的能力较弱。高校应突破当前学科建制，形成战略导向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开放式学科群的基层学术组织结构，为跨学科有组织科研提供组织基础，将自身发展的“小逻辑”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大逻辑”。

（二）科研管理部门对有组织科研的资源配置不合理

有组织科研既包括以国家战略为导向开展的自上而下的外部指导型有组织大集团攻关，又包括以学术旨趣为导向开展的自下而上的自我发起型与独立召集型的自组织小团队探索，且后者是前者的源动力与推进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研究型大学要“重点开展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使目标导向研究和自由探索相互衔接、优势互补”。[9]对于原创性、引领性的研究，应鼓励学者自下而上组成“小而精”“小而新”的团队，形成标志性成果反哺有组织科研。然而部分高校内部的科研管理部门却对有组织科研进行限缩理解，仅将外部指导型协同视为有组织科研，而将自我发起型协同与独立召集型协同排除在外，过于偏重任务导向下有组织的“大工程”，忽视了兴趣导向下自由探索的“微创新”。

科研管理部门的认知局限性导致其对项目资源配置的统筹性不高，在科研专项规划与管理、项目经费划拨与分配的过程中过于偏向外部指导型有组织科研团队。同时在“唯帽子”的倾向下，众多“自上而下”的课题资源被直接委派给学术权威，学术权威在垄断项目后往往会充当项目“二传手”，将大项目下的若干子课题转包、分包给其羽翼下有一定项目基础的学者，“学术包工头式”的研究团队加剧了学术等级的僵化，挤占了青年学者与跨学科学者的生存空间，易造成“大树之下不长草”的局面，导致科研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高水平有组织科研后劲乏力，需要被系统地改造与扬弃。科研管理部门亟须改革项目配置依据，将能力与兴趣作为项目资源分配的基础，使能者上、智者上、谁有本事谁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有组织科研的作用。

（三）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合作成果评价体系不健全

科研协作是科研人员经过多角度权衡后做出的“各取所需—实现共赢”的理性选择，既是外部任务导向与内部兴趣驱动的产物，也是基于个体利益的。根据巴纳德的组织平衡理论，组织是一种冲破个体局限的多人合作系统，组织协同的动力在于诱因与贡献的平衡。[10]组织期待成员有所贡献，就必须提供适当的报酬以诱发贡献。在有组织科研团队中，团队成员被期待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集聚力量做出原创性、引领性攻关成果，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的科研人员同样期待从组织获得相应的学术承认与学术奖励。然而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缺乏与科研合作相关的指标，并未真正服务于有组织科研的目标，而是杂糅着高校的多重考量，服务于提高本校成果产出总量或提高国际期刊能见度的目标，致使学者无法从有组织科研中得到应得的报酬，转而投向“各自为战”的研究模式，制约了以“合作”为特征的有组织科研开展。

部分高校为了鼓励教师在合作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成果认定时只认一作与独作，这种情况客观上能够避免无实际参与却互挂通讯作者的科研乱象，但也实际阻遏了协同共进的科研合作行为，教师间的合作受到极大限制，科研合作范围被限制在“导—生”之间。诚然，挂名问题极有可能引发学术领域的道德风险，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因不当署名现象而拒绝合作，应更注重过程性评价与管控，探索科研日志、贡献性评价等机制。

在国际化的导向下，部分高校为提高国际期刊能见度，对外文期刊采取更宽松的成果认定标准，将共同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等均纳入认定范围，一方面为成果产出增设了门槛，使得有组织科研成果只有通过国际发表才能够得到学术承认。另一方面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催生不当署名问题。高校科研评价不应服务于提高国际期刊能见度的目标，而应与自身使命相适应，以“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目标，鼓励研究者通过有组织科研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三、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亟须内部体制机制改革

高校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通过内部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高校能够充分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活力，以有组织的理论创新、科学研究、建言咨政，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与高校咨政服务能力提升，努力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一）变革组织模式：探索学部制改革，加强基层学术组织建设

科研组织模式作为一种多层次、多要素的复杂系统，在科研工作中起着重要的协调、组织作用。以单一学科为中心的院系结构使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交流匮乏，难以集聚创新合力，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弱。顺应“大科学”时代需求，高校应积极创新科研组织模式，在“校—院—系”的基础上增加学部一级的组织建构，探索“校—部—院—系”的学部制改革。学部制的本质是以学科群和学科门类为依据实质性整合学科资源，通过组织机构的调整优化，引导同质学科由分散转向联合，由竞争转向合作，从而达到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学术资源、搭建创新平台、发挥集群优势、集中力量攻关的目的。高校应积极探索并科学推进学部制改革，建构起体制科学合理、机制充满活力的内部治理体系，要按关联学科群建制组建学部，建立起学科间的普遍联系与共同协作，依靠多学科发挥群体优势解决关键问题。[11]要在学部内统一资源配置、评价机制等支持性体系，促进优势学科发挥“头雁效应”，激发“雁群活力”，发挥跨学科有组织科研有效解决关键问题的能力。

由于高校具有“松散耦合”与“底部沉重”的结构特点，变革高校内部的科研组织形式，不仅需要从宏观“大环境”入手，通过探索学部制改革营造具有跨学科元素的有组织科研大环境，还要从微观“小环境”入手，通过加强基层学术组织建设营造兼具核心稳定与动态灵活特点的有组织科研小环境。基层学术组织是在高校纵向结构中具有一定自治权的最低层次的学科组织，[12]包括教研室、研究所、研究中心等。一方面，应鼓励教师以教研室为基本单元，形成组成稳定、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核心科研团队，开展学科内的有组织科研。另一方面，应依托优势学科建立回应国家需求的开放型产学研中心，根据不同的项目需求，鼓励不同学科以核心科研团队的形式动态加入研究中心，集体开展跨学科的有组织科研。

（二）创新科研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信息交流数字平台

在科研信息化、教育数字化的大背景下，高校应以信息技术赋能科研管理与服务，夯实有组织科研的信息化基础。面对科研数据信息孤立制约有组织科研团队信息共享、科研管理流程烦琐增加有组织科研团队负担等现实问题，高校应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数据共享赋能“一网通办”，打造管服一体、便捷高效的数据分析和应用体系。一方面要构建网上管理应用系统，通过为各团队提供资源数据的信息化支撑与整合，便于科研决策和管理；另一方面要构建网上服务应用系统，通过让“信息多跑路，师生少跑腿”，努力实现精细化、个性化、一站式服务。

科研信息交流平台对于公开项目资源、推动人才交流、实现人才与项目的双向匹配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不断克服项目与人才的信息交流障碍，一定程度上解决科研界“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局面。高校应打造促进人才交流合作的数字平台，在平台中收录校内各教师、各团队的学术兴趣、研究方向、项目情况，帮助教师找到志同道合的同行学者，匹配到合适的项目资源。对于以任务为导向的外部指导型有组织科研团队，信息交流平台有助于打破项目信息壁垒，吸引有相应研究基础的学者揭榜；对于以自由探索为特点的自我发起型与独立召集型有组织科研团队，信息交流平台有助于打破人才信息孤岛，赋能自下而上的“小而精”团队。

（三）优化资源配置：合理配置经费资源，推动经费灵活流转

资源配置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帕累托最优”，即资源在每种用途和每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此时资源配置兼具高效与公平的双重特性，实现了经济理想和道德理想的统一。当前以经费为代表的科研资源往往集中于学术权威，挤占了青年学者团队及跨学科学者团队的生存空间，对此需要破除“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实行揭榜挂帅的新型项目申请方式，给予自我发起型有组织科研团队同等的经费申请机会。有组织科研既需要鼓励与支持“大树”，也需要扶持与发展“小苗”，将能力与兴趣作为项目分配与经费分配的基础，从而破解有组织科研中学阀垄断项目资源的问题，为各类有组织科研团队提供经费保障与发展动力。

有组织科研的参与主体有时不仅仅是某一高校的科研人员，还包括其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主体，当前高校财务制度限制了科研经费在校际与区域间自由流动，项目经费只能以有限劳务费的形式转给校外的合作者，为经费使用带来阻力。畅通科研经费跨区域灵活流转是实现校际、区域间有组织科研的物质保障，一方面高校应改革内部财务制度与经费管理体制，紧跟有组织科研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实现科研经费灵活便捷流转。另一方面应扩大经费包干制范围，不再编制项目预算，让项目负责人自主决定经费使用，提高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比例，科研项目经费中用于“人”的费用可提高到50%以上。

（四）完善评价体系：完善成果认定标准，探索科研档案制度

高校鼓励有组织科研又害怕出现道德风险，解决方式不是因噎废食杜绝合作，也不是为了其他目标放任不当署名现象，而是应统一成果认定标准，加强过程性管理，形成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评价机制。

一是要完善成果认定标准，探索科研合作成果的认定模式创新。要实现中外文学术成果认定标准的统一化，将共同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均纳入成果认定范围，更好地发挥科研评价的激励功能与导向功能，鼓励科研合作，营造合作氛围，为有组织科研创造良性协同文化。

二是要加强过程性管理，探索科研档案制度，注重工作留痕，通过翔实记录的科研进展情况，反映团队中的个体贡献，充分尊重研究成果所有参与者的实际贡献，抑制有组织科研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有效避免不当署名现象，破除学术合作的制度壁垒。同时受“强调科研成果完成人排序”的影响，高校科研人员存在“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心态以及“热衷于牵头做小项目，不愿意参与承担重大任务”的现象。[13]对此，科研档案制度也能够有效地显示成员的实际贡献，真正实现以贡献、能力、价值为导向对成员进行针对性评价，使成员做事有力量，干事有劲头，切实发挥有组织科研实效。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