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乐｜高等教育对建设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的贡献——基于全球38个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kf凯发国际
摘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是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与人才统筹部署，高等教育在其中发挥龙头作用，因而研究高等教育对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建设的贡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13—2021年全球3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其一，9年间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仍集中分布在北美和欧洲国家，整体呈现“西强东弱”态势，不过中国进步明显，出现“东升西降”趋势；其二，高等教育相对规模之于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发挥显著正向作用；其三，分经济发展水平看，高等教育相对规模会显著影响高收入国家建设人才中心和中高收入国家建设创新高地；其四，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看，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相对规模对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影响不显著，进入普及化阶段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中国正努力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初步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的转型，高等教育系统需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高等教育贡献；人才中心；创新高地
一、问题提出
中国自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后，人才第一资源与创新第一动力的战略意义愈加凸显。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强调我国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标志着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政策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the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gtci）中的排名从2013年的47位上升至2022年的36位，在全球创新指数（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中的排名从2013年的35位跃升至2022年的11位，如此显著成绩的背后，教育系统的作用功不可没。中国在2022年gtci中正式教育指标全球排名第2，终身学习指标全球排名第6；同年教育指标在gii中也表现不俗，位列全球第7。教育与人才、创新之间的密切关联可见一斑。党的二十大报告也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其中教育可谓基础中的基础，是建设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先导变量。尽管已有学者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解读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意识到中国在建设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过程中离不开健全的教育政策。然而学界尚未用实证测算教育系统对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贡献程度，特别是处于龙头地位的高等教育。鉴于此，本研究采用2013—2021年全球3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回答高等教育对于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究竟贡献几何。
关于高等教育与世界人才中心建设，简·奈特（j. knight）提出的“教育中心”（education hub）理论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高等教育、人才、知识之间的关系。打造教育中心意指通过有计划、战略性地集聚大批本地和国际行动者，使其参与到当地的跨境教育、人才培训、知识生产活动之中。这里的行动者既包括学生、教育机构，也包括培训公司、知识型企业和科技园区。教育中心具体涵盖学生中心、人才中心与知识中心三种形态。学生中心强调招收、培养本土生源及外国留学生；人才中心强调吸引、培训和留用毕业生以及其他劳动者以充实当地劳动力市场；知识中心则强调新知识的生产与应用。可见高等教育发挥着培养皿功能，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是自主培养大批高层次人才的前提基础，通常教育规模越大，培养积蓄的人才越多，也越有可能建成世界人才中心。
关于高等教育与世界创新高地建设，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提出的“知识三角”（knowledge triangle）理论模型形象地刻画了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高等教育能够通过科研活动参与国家创新。已有学者证实初等与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对创新的作用均不显著；高中阶段教育人力资本对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不过影响程度小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可见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最为密切，已成为区域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培养创新人才、孕育创新文化和开展尖端科研等战略功能。因为培养创新人才与孕育创新文化相当于增加创新要素投入，开展尖端科研则意味着通过知识生产与转化增加创新成果产出。此外，高等教育对国家创新的影响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制约，若一地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超出当地的经济发展需求，则高等教育对创新的影响会出现空间溢出效应。在最不发达国家中，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更加重要，而在较为发达的经合组织国家中，高等教育则更加重要。
综上所述，尽管学界已有研究分别关注高等教育与世界人才中心建设、高等教育与世界创新高地建设的关系，但至少还存在下述三点不足。一是关于高等教育与世界人才中心建设关系的考察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仍缺乏宏观跨国层面的实证证据。二是关于高等教育与世界创新高地建设关系的实证分析大多没有考虑研究样本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三是既有研究尚未将高等教育、世界人才中心、世界创新高地三者置于统一分析框架中加以综合考量。针对目前文献的不足之处，本研究使用全球38个国家2013—2021年的面板数据，揭示高等教育、人才中心、创新高地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测度高等教育对建设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的贡献，同时考虑高等教育贡献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国家的异质性。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2013—2021年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呈现“西强东弱”态势，集中分布在北美和欧洲国家，整体变化幅度不大，不过开始出现“东升西降”趋势，这主要得益于新时代以来中国对人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第二，高等教育相对规模会显著正向影响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究其原因，与初、中等教育相比，高等教育可以通过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更直接地参与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第三，高等教育相对规模会显著影响中高收入国家的创新高地建设与高收入国家的人才中心建设，即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高等教育相对规模将对建设世界人才中心发挥更大作用。第四，高等教育相对规模对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影响在大众化阶段并不显著，但在普及化阶段呈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与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有关，普及化阶段相较于大众化阶段意味着更多人口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只有高层次人力资本的积累跨过一定门槛，才能发挥显著作用。
（二）启示
首先，应从战略高度系统审视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建设过程中的高等教育贡献。中国的gii距离进入全球前十位只有一步之遥，但gtci在世界范围内尚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世界人才中心建设略滞后于创新高地建设。全球普遍规律表明，高等教育发展是建设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的重要条件，中国要加快世界人才中心的建设进程，并成功跻身创新高地，高等教育战线必须有所作为且大有所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必须建立在系统考量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建设需求的基础上，依据人才所需与创新所求来调整高等教育相对规模，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变革高等教育模式，完善高等教育制度。
其次，应结合所处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制定教育规划，以实现高等教育贡献的最大化。世界银行使用以美元为单位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划分各经济体所处的收入组，根据2022年的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85美元及以下定义为低收入国家，1086~4255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4256~13205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13205美元以上则为高收入国家。2019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2021年约为1.24万美元，正处于努力由中高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有学者预测，到2025年我国将正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基本做法之一，高等教育则是投资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重要方式。加之201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刚刚实现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的转型。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也必须因时而变，顺势而为。
本研究发现，伴随一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跃升，高等教育对于建设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将发挥更大作用，新时代赋予中国高等教育战线以新使命、新要求。据测算，2010年以前初等和中等教育在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到2020—2030年，初等和中等教育对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贡献率越来越接近理论最大值，届时高等教育的贡献率将超过50%；到2030—2035年，这一比例预计将达到53.2%。因此中国尚需稳步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着力提高劳动年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持续充实高层次人力资本存量，不断增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打造适合中国国情、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雁阵格局，为加快建设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奠定智力基础，做好支撑引领。
最后，考虑到全球可比性与数据可得性，本研究将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操作化为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和全球创新指数。但局限在于此类指数在指标选取、权重设计上可能隐含政治诉求，即更青睐纳入本国表现良好的评价指标，或对此类指标赋予更高权重。未来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更具全球普适性的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评价指标体系，从而更客观地测度高等教育贡献。
作者：杨 佳 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11期（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