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 d. hamilton等｜大学使命与变革-kf凯发国际

全球网络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来自耶鲁、牛津和纽约大学的展望

andrew d. hamilton（安德鲁·汉密尔顿）（纽约大学名誉校长）

国际化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力量，为各国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学术、社会和经济利益。它不仅提供了跨学科的新视角，也给学生提供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增加对所访问国家的了解。不同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的大学，采用的国际化途径也不同。在国际交流过程中，我们会把自己的文化、历史、政治的视角都呈现出来，这对访问学者或者国际学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国际化过程中，有很多成功的或令人惊喜的结果，但也有失败的案例。

我和大家分享三个案例。第一个来自纽约大学。大家知道纽约大学是世界知名的国际化大学，在全球有不同校区，这些校园都是高度多元化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把全世界的学生带到纽约，同时也把美国学生送到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的交流，对于大学国际化发展也有益处。过去16年里，纽约大学已经发展了阿布扎比、上海和纽约三个充满活力的校区。此外，还在马德里、巴黎、佛罗伦萨、布拉格、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柏林等地建立了12个小型校区，形成了我们的全球网络。通过这种方式为大家提供不同文化碰撞的机会，让大学能以更多元化的方式发展。

纽约大学上海校区和阿布扎比校区提供四年制学历教育，拥有高度国际化的学生群体。学生无论是在纽约、上海，还是在阿布扎比注册，都可以在不同校区进行学习。我们还有暑期学习，对学生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学生们可以到纽约本部上学，这是他们非常期待的。上海校区和阿布扎比校区都非常好。阿布扎比校区与纽约校区和上海校区非常不一样，应该是全球最国际化的学校。那里有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为学生们提供了学习阿拉伯语、与中东人接触的机会。上海校区则非常独特地结合了中美教育优势，51%的学生来自中国，49%的学生来自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这里我们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办学，采用的是博雅教育模式。学生通过在不同的校区学习，获取不同于本土文化的观点。尽管在不同校区学习，但并不影响他们正常获取学位和学分，因为所有校区都相互协调、共同合作。

第二个案例来自牛津大学。我在牛津大学担任了七年校长。牛津大学是一所具有九百年历史的大学，牛津地区对学校发展非常重要，学校有着非常强的地方归属感，因此不开设海外分校。尽管不建立全球校园网络，牛津大学仍然有很多国际合作。从12世纪开始，学校就开展了国际合作，打造了牛津的自有网络。如在泰国、肯尼亚、越南等地有热带病研究中心，几百名研究员在这些地方学习，研究登革热、疟疾、艾滋等疾病，这说明国际化和全球网络发展具有不同的形式。

第三个案例来自耶鲁大学。我曾任耶鲁大学教务长。耶鲁大学也具有悠久的国际合作历史，有很多成功的海外项目，如北京的暑期学校。但我们也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如耶鲁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曾有一个非常好的倡议，耶鲁大学在新加坡开设了一个新校区，把美国博雅教育带到亚洲来，但2022年双方kf凯发国际的合作伙伴关系终止。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我认为耶鲁大学投入不够，没有在合作项目中授予学位。而纽约大学不同，学生在上海校区拿到的学位，和纽约本部的学位相同。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双方都必须全力投入到合作中。有的时候合作会有各种问题。如kf凯发国际的合作伙伴关系面临着挑战，学生去新的国家生活面临的不同价值观可能会挑战自我认知，学校国际化网络不能覆盖所有地方，学生能否负担这样的项目，政府关系、地缘政治威胁等。上述问题都会给合作带来很多困难。大学间的合作非常重要，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继续推进全球化，确保我们的学生能够在世界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做好准备，全力应对。

国际合作交流既要有“链接”也要有“功能”

丁奎岭（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有句老话“合则强，孤则弱”，意思是大家联合起来就会强大，彼此孤立就会弱小。对于全球，对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人类面临着很多共同的挑战和问题，比如说健康、能源、气候、环境、水、粮食等。而这些挑战都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日本名古屋大学野依良治教授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化学大会上讲到，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任何单一的国家能够解决。合作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更是大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上海交通大学也是开放的上海交通大学。从1978年率先组团赴美交流，到确立“综合性、创新型、国际化”九字办学方针，无不体现了上海交通大学对于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视和期盼。我经常用化学反应来比喻国际合作与交流。我一个很好的朋友barry sharpless，已两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认为化学的本质就两件事，一件事是connection，另一件事是function，就是链接和功能。合作交流也应该既有链接，又有功能。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论坛已经把国内外很多大学链接起来，那么接下来，我认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合作交流具有以下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要共同促进国际化人才培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需要一大批胸怀天下并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力的人才。上海交通大学目前已经与150多所海外大学建立了kf凯发国际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与其中60余所顶尖高校形成战略kf凯发国际的合作伙伴关系，设立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交大密西根学院、巴黎卓越工程师学院等多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成为中国大学开展国际化卓越创新人才培养的范例。2021年，学校启动“交通全球课堂”，引入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的“全球课堂”理念，与海外kf凯发国际的合作伙伴高校“共建共享”课程，让中外学生同堂共课。2022年，启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国际暑期学校，致力于搭建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全球性问题、聚焦学生国际胜任力培养的国际课程合作平台。2023年，上海交通大学设立专项资助，探索在线国际合作学习模式（coil）。通过在课程中引入课外在线国际合作学习，引导学生关注全球议题、锻炼跨文化交流能力、增强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意识与技能，提升学生的国际胜任力。

第二个“功能”就是要共同促进国际产学研用多边合作。上海交通大学倡导在国际交流合作中，除了双边合作模式之外，大学联盟等多边机制平台也应当发挥更大作用。上海交通大学积极参与u21、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等活动，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主持形成了城市景观生物多样性工作组，推进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我本人在2023年6月当选为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指导委会委员。2022年，上海交通大学在教育部、上海市政府的指导下承办了2022长三角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来自国内外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共130余位院士、校长、专家学者以“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多元合作共创未来”为主题交流研讨。会议重要成果之一是学校成立了德国中心，启动了中德研究型大学国际合作联盟。2023年下半年，我们还将继续承办2023长三角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

其实合作交流的“功能”还可以有很多，但最核心的就是要有实效，不能只交流不合作。这次参会的各位校长、老师都是关键的“链接人”。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在解决全球性共性问题、增进人类福祉的伟大事业中越走越近，越做越好！

大学在充满挑战的时代保持竞争力

顾赛（华威大学副校长）

当前，我们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大学领导很难作出长远的规划。当华威大学于1965年成立时，他们任命了几位年轻教授来建立各自的院系。其中之一是克里斯托弗·齐曼，时年38岁，他成功聘请了5位杰出的数学家加盟，并带领华威大学数学系进升英国前三，他后来成为英国数学协会的会长。他和那几位奠基教授印证了华威大学的校训mens agitat molem（智慧可以移山），成就了英国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

我于2020年加入华威大学，然而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改变了我们的计划。看到中国学生纷纷离开英国，我们担心中国生源减少将严重影响学校的财政收入，然而这个问题并未发生。我们赞美科技拯救了我们，我更愿意相信协作的精神带领我们克服了这一挑战。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担心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是否还需要英国的高等教育，但就在那一年中国教育部批准了数百个新的合作项目，甚至鼓励中国大学向国际kf凯发国际的合作伙伴开放校园。

疫情让我们的合作精神显得愈发珍贵，也促使我们思考与反思现行大学的模式。国际化大学应该更有韧性，更能应对危机以及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它能让英国的学生到海外学习，去体验不同的环境，让他们成为全球公民；与其依赖有钱的学生来到英国，英国大学通过国际校区可以更广泛地吸引人才，并为当地经济作出贡献。此外，我们或许可以思考，英国大学是否有可能不断扩大国际学生人数并为他们提供住宿。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国际合作可能是kf凯发国际的解决方案之一。

跨国界、跨宗教和跨地缘政治的合作精神使我们有能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几年前，我与英国一些大学的教授联系并创建了全英华人教授协会（abcp）来促进中英合作。如今协会成员包括几乎所有英国大学的数百名教授。疫情初期，英方都在担心个人防护设备短缺，协会就通过中国kf凯发国际的合作伙伴向英国运送个人防护设备。当时我们还在线上对一万多名中国学生进行调研，看他们是否还愿意前往英国求学。当意识到封锁期间我们的学生所面临的挑战，我在华威大学召集同事，开展了一项由大学资助的心理健康项目。为此我们专门建立了微信小组，聘请了心理辅导员来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最后，我再分享一个小故事。英国广播公司评选了4位20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和阿兰∙图灵。而第四位科学家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她的发现被赞誉为医药界在上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发现，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在自己身上进行了首次药物人体试验。她就是屠呦呦，20世纪科学界的一个典范。然而我们往往会忘记，她这项让全球受益的研究是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如果用地缘政治的眼光来看待科学，我们将无法看到科学真正的光彩和美妙之处，这将使我们重回科学和人类的黑暗时代。

数字时代大学的责任与义务

张平文（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数字技术带来的产业创新在全球范围高速发展，数字化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顺应数字时代潮流，推动数字变革与创新，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应立足全球视野，担当时代使命，坚守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核心职能，积极拥抱数字时代并主动回应其带来的变化与挑战。下面，我主要从三个方面，与大家共同探讨数字时代大学的责任与义务。

一、大学应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数字思维能力提升

在数字时代，人类面临的重大复杂问题日益凸显，需要增强数字思维，以多学科视角、运用数学方法和信息化手段提供kf凯发国际的解决方案。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牢牢把握时代需求，培养具有数字思维与数字素养的拔尖创新人才。近年来，武汉大学成立了武汉数学与智能研究院和前沿交叉研究院等机构，为学生开设数字经济相关课程和实践项目，以数字化赋能课堂教学，并设立了“数字文化本硕博试验班”人才培养特区，探索数字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2022年成功发射的武汉大学“启明星一号”遥感卫星，主要由武汉大学学生自主设计、运行和管理，极大拓宽了卫星遥感和数字信息处理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进一步激发了学生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聚焦解决卡脖子问题的能力和决心。

二、大学应进一步推进数字赋能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播

在数字时代，科学研究范式和组织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模式，难以实现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和复杂问题的解决。大学应进一步推进数字赋能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播，大力推动跨学科、多领域的交叉研究，探索创新最前沿。近年来，武汉大学通过“数字人文”方向的交叉融合推进“新文科”建设，组建武汉大学大数据研究院，成立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传统优势、测绘遥感等优势学科数字技术优势，紧抓全球数字人文发展前沿,聚焦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以数字赋能文化传播传承，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与跨学科研究团队。实验室深度参与敦煌莫高窟“数字文化遗产保护”，运用现代遥感技术，对莫高窟进行三维数字重建，提供文化遗产“活起来”的中国方案。

三、大学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

当前，全球数字治理问题日益凸显，数据安全、个人隐私、道德伦理等方面面临一系列新挑战，数字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规则不尽完善、秩序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尤为突出。大学应充分发挥学科优势，积极参与解决全球性数字问题，助力搭建公平高效的全球数字治理框架，推动数字时代的全球发展和安全。由武汉大学发起成立的“中法非三方合作平台”，已连续举办了四届“中法非三方高等教育论坛”，积极打造中法非三方高等教育共同体，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022年举办的第四届论坛中，与会专家就数字空间中的人文交流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进一步增进了数字时代国际人文合作，共促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发展。

大学既是科学技术的探索者和发现者，也是文化知识的生产者和改革者。数字时代的大学，应更积极应对机遇与挑战，在数字这一新领域，关怀人类、创造知识、传承文化，共同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