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有组织科研：生成流变、理念指向与难点突破-kf凯发国际

摘要：有组织科研是高校科技创新实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重要形式，使命导向是其核心理念。高校有组织科研产生于科研功能的拓展，伴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科研自身角色的演变以及科研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地演化着。国际竞争是高校有组织科研生成的催化剂。面对高校科研经费和资源配置利用效率不高的情况，我国要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将相对有限的科研资源用于战略科技力量、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上，进而实现从规模效应到效率效能的升级，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在理论生成上，我们应该面向高校有组织科研的中国背景和实践，借鉴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和创业型大学相关理论，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组织科研理论和发展型大学理论。在理念指向上，承担社会责任是高校有组织科研的价值追求，与自由探索协同共生是高校有组织科研的规律遵循。加快落实高校有组织科研，需要建立与其相适应的评价体系，强化其参与主体的协同，防止官僚主义和行政负担的加重。从评价体系、组织协同以及预防官僚主义和行政负担加重等方面进行改革，能有效破除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推进障碍。

关键词：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有组织科学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强化目标导向”。高校有组织科研是高校科技创新实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以健全新型举 国 体 制为重点，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有组织科研和重大项目集中智慧、凝聚力量，有效解决“卡脖子”的燃眉之急，努力消除事关长远发展的心腹之患。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准确把握其职能，需要我们准确全面地认识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生成流变，深刻把握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理念指向，并在预判有组织科研实施难点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策略。

一、全面认识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生成流变

虽然高校有组织科研才被正式写入我国的政策文件，但它却不是一个新的现象。高校有组织科研产生于科研功能的拓展，并伴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科研自身角色的演变以及科研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化着，国际竞争是高校有组织科研生成的催化剂。

（一）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发展演化

自近代以来，大学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知识本身即目的”的大学理念已经不能充分阐释大学的价值与功能。大学依托科研生产知识不断地拓展着自身功能。社会需求的变化在逐步增强着高校科研的作用，而高校科研也在满足社会需求中进行着自身的组织转型。高校正是在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通过政策引导和组织转型产生了有组织科研。通过对国内外科研发展的历史脉络的窥探，我们发现有组织科研理念是逐步产生的。

有组织科研最早发端于以任务为导向的技术研发项目，用于支持具有战略性的政府目标。在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最重要的技术发展是没有特殊教育背景的、有创造力的个人独自工作的结果，而且往往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困扰他们的问题。在当时几乎不可能想出增加或重新调整技术研发的政策。随着科研在技术发展中的规模效应越来越明显，人们普遍认为技术进步主要来自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和开发。一些科技发达的国家也开始有意识地通过任务导向的方式来组织技术创新活动，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研发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以及将人送上月球的“阿波罗计划”。此后这种任务导向的技术研发模式逐步拓展到其他技术研发领域。在任务导向技术研发模式形成的同时，形成了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模式，这是创新的根基所在，需要在研究型大学中由最有天赋的科学家通过自由探索的方式来完成。科学研究的选题由科学家个人自由确定，国家则在支持“无用”中实现“有用”的转化。有组织的基础研究能够为任务导向的技术开发提供知识的支撑。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研究组织与国家目标相协调的观点与理念被各国所关注。政府对自由探索推动学术研究的信任开始减弱，为了实现国家发展目的，政府对学术研究的把控逐渐增强。科学普遍主义逐渐让位于地方主义。温伯格(a.m.weinberg)于1963年发表的《科学选择的标准》(criteria for scientific choice)一文显示了这种科学政策的转变。在此文中，温伯格提出了著名的科学选择标准，其中内部标准是基于开发的准备程度和科学家在该领域的能力，外部标准则是指科学价值、技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温伯格认为外部标准更为重要，被推荐的学科的价值是通过他在本学科之外所产生的达到最终目标的有效性来衡量的。由此，以任务为导向的技术研发模式的价值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得到彰显。这种技术研发模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以任务为导向的技术研发模式后来受新公共管理的影响而有所萎缩，但它作为一种科研组织模式在一些国家的关键领域（如生物医学、信息科学和农业等）一直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向社会挑战的任务导向型科研逐渐受到重视，任务导向的技术研发模式也逐渐融入其中，重大挑战和大科学共同成为有组织科研的应对背景和发展目标。所谓重大挑战，就是社会、环境和经济带给人类的挑战，不仅包括气候变化、环境威胁以及人口、健康和福祉等问题，还包括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困难。要应对这些重大挑战，就需要类似“曼哈顿计划”或“阿波罗计划”这样的以应对社会重大挑战为任务为导向的有组织科研。这不仅引发了国家对资助和管理科研政策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工具的探索，而且对政策制定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与任务导向的技术研发致力于发展特定的技术能力不同，由社会挑战主导的科研任务更加复杂和非结构化，并且需要长期的努力。这些挑战需要转化为具体的问题，推动多个部门和行为者进行创新，而任务导向型科研就成为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理想决策。在面向社会挑战的任务导向型科研中，政府从重大社会问题出发确定研究目标，识别潜在的危机和其重要程度，发挥政策在创新kf凯发国际的解决方案的协调行动和合法性方面的积极作用，科学制定和实施以目标为导向的战略。

在有组织科研形成的过程中，政府逐步加大了对高校科研的资助力度，高校也通过对接外部需求和开展内部组织变革逐渐成为有组织科研的主要承担者。在见证了高校科研在战争和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后，一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开始意识到，高校科研不仅可以直接促进技术进步，而且还可以对国家的技术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通过直接影响高校科研的发展方向，政策制定者能够加快从知识创造到知识传播和应用的过程。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重点成为促进高校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提高知识生产能力，并找到将有用知识从学术界转移到其他相关部门和组织的方法。这种科研模式还不是有组织科研，它通常被称作线性创新模式下的高校知识转移，其最大问题与所产生的知识效用相关。随着社会发展对知识需求的增加，人们日益认识到知识的潜在使用者难以直接获得不断扩大的知识库，学术界和政府及其他部门之间需要进行直接的沟通。同样，为了使知识更容易满足需求并为非学术利益相关者所获得，高校有必要将研究更具体问题以及面向应用作为科研的重点。高校科研需要更多地与外部互动，以促进知识应用。创新的主体既包括高校，也包括知识的使用者，二者在创新的各个阶段都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了一种创新的互动模型。在这种互动模型中，高校逐步成为有组织科研的核心力量和主要承担者。特别是在面向社会挑战的任务导向型科研模式中，高校因其多学科以及跨学科的自我变革的天然优势而成为有组织科研的核心力量。高校有组织科研也从主要依托自然科学走向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应用。

有组织科研一直是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1956年我国制定并开始实施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科技规划，也是中国发展科技事业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该规划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指导方针，坚持“以任务带学科”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本原则，对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制定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围绕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集中组织科研力量，建立了以自由探索和国家需求为导向的“双力驱动”的基础研究资助体系，进一步完善了基础研究布局。这种由“自由探索”与“国家需求”双向结合的研究模式为有组织科研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借鉴。进入21世纪后，面对发达国家普遍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的新趋势以及我国基础研究总体布局不合理、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等突出问题，国家继续大力推动自由探索与使命任务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有机结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基础研究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对基础科学前沿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重点领域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和安排，通过引导基础研究发挥源头创新作用，推动建立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2011年，科技部与财政部重新修订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管理办法》，在“自主创新、学科交叉、重点突破”的总则指导下，进一步细化了针对全局性、战略性的基础研究计划的管理工作。2018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自由探索类和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的不同发展任务，由此引导基础科学研究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类发展体系。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2022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正式提出了以使命为导向的有组织科研。该《意见》指出，“高校有组织科研是高校科技创新实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重要形式”，是优化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布局、激发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

（二）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理论生成

有组织科研的核心问题是知识的生产方式和知识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在有组织科研的发展演化中，一些研究者对相关现象进行了理论阐释。其中知识生产模式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我们认识有组织科研的理论基础。二战后，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知识经济的纵深演进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强烈冲击了大学的学科制度结构和传统的知识生产程序。政府实验室、企业、咨询公司等机构陆续承担起科学研究的任务，大学的知识垄断地位被逐步消解，成为知识生产复合体的一环。吉本斯(gibbons)等人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首先，他们将主要通过大学制度化的学科进行知识研究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归纳为“模式1”，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归纳为“模式2”。模式2不仅具有应用的情境性、跨学科和异质性的特点，还具有组织多样性、社会问责与反思性的特点。与模式1相比，模式2更加关注知识生产的工具性价值，关注知识对经济发展、国家政治利益和社会福祉等方面的贡献；其次，社会普遍问题的解决依赖于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团队，依靠其独特的理论结构和实践模式；再次，在模式2中知识是由不同的组织和机构进行创造的，知识生产的场域被不断扩大，表现出异质性和社会弥散性的特点；最后，不断增多的利益集团参与到知识生产的过程中，质量控制的评价体系由更加综合和多维度的标准构成。进入21世纪，为进一步解决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卡拉雅尼斯(carayannis)等人在吉本斯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知识生产模式3的概念。模式3以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或自下而上的创业赋权方式，加快政府、高校、企业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创新，并且组建出一个由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构成、以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为支撑的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政府对高校研究进行的资助和干预催生了大量的新知识，这些新知识又反过来催生了新技术，从而助长了这种新模式。有组织科研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下的必然产物。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模式2和模式3)强调知识创造应在一个更加多元、灵活、协作的组织或集群中进行，在兼顾现实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同时重视知识的应用价值。在模式3中，高校代表一种组织或系统，通过寻求创造性的方式将知识生产和应用的不同原则进行结合，这既鼓励了知识生产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又为研究和创新建构了一种创造性的组织环境。模式2和模式3解释了后工业社会知识生产和创造的基本框架，重视以使命为导向的跨学科、跨部门、跨界别的机构联动，对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合理的阐释，并进一步促进了有组织科研的发展。

在有组织科研的演进过程中，高校科研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经济增长的索罗模型中，物质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力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中，知识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大学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切线和边缘转向作为知识来源的核心，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所隐含的假设是，大学对新知识的投资将自动溢出走向商业化，从而促进创新活动，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但事实证明，这种假设并不普遍有效。新的知识投资必须穿透所谓的“知识过滤器”。知识过滤器可被看作是新知识投资与转化之间的障碍或差距。知识过滤器的存在表明，仅靠对大学研究的投资不足以促进产生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溢出效应。创业型大学的出现赋予了大学双重使命，既要生产新知识，又要促进技术转让和知识溢出，以解决和应对社会面临的具体而重大的问题和挑战。大学不仅要在知识经济的供给侧开展工作，还要面向需求开展科研工作。如果科研不能提供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的必要知识就意味着其是未完成的科研。

上述理论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高校科研与经济发展互动变迁的背景下总结出来的有组织科研的相关理论。这些理论对相关国家科研政策制定和创新导向的高校组织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我国有组织科研的演化发展有着自身的独特规律。我们对有组织科研的理论阐释一直受制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理论框架，但这并不能有效解释和指导我国有组织科研的演化和发展。推进有组织科研既需要分析有组织科研的普遍性知识和规律，也要从实践中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有组织科研理论，进而有效指导有组织科研的实践。在推进有组织科研的生成中，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第一，要总结阐释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生产模式，包括目标、理念、知识观、流程和治理等要素，形成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系统模型。我国引进创新范式理论研究的历程包括引进、选择性吸收与本土化应用。对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研究需要基于科研政策的推进和高校创新能力的现实来实现理论的本土化。第二，高校有组织科研要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社会问题。以人民为中心、面向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国高校科研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探讨和总结高校科研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角色，进而形成中国的高校有组织科研理论体系。

（三）高校有组织科研战略价值重估

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家发展都要求高校必须加快推进有组织科研。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有组织科研起着关键作用。只有通过有组织科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全球以技术为中心的激烈竞争的必然要求。在创新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必须力争在新产品、新工艺的创造和使用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当前国际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下，我们需要重新评估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战略价值。

高校有组织科研必须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是一个极具价值张力的概念，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等不同范畴。高校有组织科研与国家安全存在着极强的交互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高校科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以使命为导向的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科研成果的突破，能够为国家安全构筑坚实的科技防线。高校在高质量人才汇聚、重大研究平台建设和创新资源积累等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国家实现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高等教育不仅有探寻高深学问的内在价值追求，同样也需要对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诉求做出具体的现实回应。科技创新为制度竞争提供了具体指标，强大的kf凯发国际的技术支持和科技创新能够为国家安全建构牢固的科技屏障。另一方面，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对科学研究的重点攻关领域提出新要求，这会进一步影响高校科技创新组织的体系化布局。进入21世纪，科技竞争愈演愈烈，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着全球创新版图。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局势，以使命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是高校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要在自由探索的基础上，明确自身在国家安全战略布局中的责任与使命，通过有谋划、有任务导向的科研工作完善组织体系化布局，瞄准国家重点攻关领域，加快技术攻关，以此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安全面临的紧迫需求。

在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主战场的大背景下，只有通过有组织科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全球科学体系中拥有主导权。在1990年互联网出现之前，科学主要是在国家科学系统中组织和产生的。1990年以后，全世界的科研能力和产出有了显著增长，一个独特的全球学科体系已经出现。该体系主要以研究型大学为基础，以英语和互联网为科研成果传播媒介，以科研人员跨国流动为竞争方式。在全球科学体系形成的同时，国家科学投资和有组织科研也在显著增长。全球科学体系和国家科学体系都将科学视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科学体系不会将其战略委托给科学家的自愿行动，各国政府都在重构科技发展的优先事项，并利用全球科技来发挥自己的优势。科学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科学自身，还包括国家安全、军事实力、地缘政治影响力、知识产权创收、产业创新、社会繁荣和高质量就业等目标。当前一些国家采取科技脱钩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竞争力，甚至将科学竞争领域延伸到“新兴”“敏感”或“竞争前”研究领域—这项研究目前可能没有应用于商业或国家安全，但总有一天会应用到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等潜在的敏感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需要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来突破当前的科技封锁。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有利于发挥我国举 国 体 制优势，全面加强国家科学体系建设，从而更好地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当前我国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性转型时期。我们必须通过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将相对有限的科技资源用于战略科技力量、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的突破上，进而实现从规模效应升级到效率效能效应，提高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

二、深刻把握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理念指向

从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生成流变中可以判断出其理念指向是以使命为导向，以大科学和大挑战为应对和目标，以承担社会责任增强人类福祉为价值追求的。此外，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一直是一对矛盾体，合理确定二者关系有助于有组织科研的良性发展。

（一）使命导向是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核心理念

习近平指出，基础研究要勇于探索、突出原创，更要应用牵引、突破瓶颈，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这段论述说明使命导向是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核心理念。需求导向、任务导向和使命导向都是被用来描述有组织科研理念的。需求导向和任务导向主要是从科研目标来反映有组织科研理念的，而使命导向不仅包含了科研的需求、问题和任务，还包含了科研的目标和驱动力，因此更能精准地反映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核心理念。使命导向的高校有组织科研要求高校将自上而下的议程设定和方向指引与自下而上的自由探索有效结合起来，有效发挥政府在科研中的引导者和驱动者角色，以及科研工作者在科研中的责任意识和自由探索精神。

高校有组织科研通过明确具体的使命，专注于解决重大的技术和社会挑战问题。政策制定者通过对高校进行战略投资和培育新的科研格局来确定新的增长方向，增强对未来科技增长的预期，并由此推进那些必须通过有组织科研才能实现科技突破的重大项目。这些重大项目的推进与完成需要政府和高校的长期承诺。使命导向的有组织科研的关键是要对社会需求和研究目标做出精准预测与诊断，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已经确定的目标和科研优先事项具体化为研究者的责任和行动指南，然后交由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协同创新。因此，研究使命和具体目标也是实现研究者和科研管理组织协同的工具。科研管理组织通过明确任务流程，确立研究者的个体责任和交互责任，来实现这些科研主体间的战略协同和战术协作。科研管理组织需要对研究使命和目标进行充分论证，以确保研究和创新的正确方向。在传统科研模式下，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之间存在着断层。这种断层源于专注于科学内部标准的高校忽视或难以把握研究与产品开发与应用之间的关系，由此导致自发的科学研究有可能是无序和无用的。市场由于自身的限制（关注短期利益和商业利润）以及与高校的区隔也难以修复这种断层。因此，在科研创新的努力中，政府不仅要充当创新市场失灵的协调者或修复者，还要充当战略家、主要投资者和风险承担者，直到技术达到行业愿意接受的足够成熟的阶段。为了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们必须坚持有组织科研，精准把握研究和创新的方向。

高校有组织科研通过使命的感召和激励，能够更好地吸引顶尖科研人才，使其能够高质量地完成科研任务，并在此过程中增进对国家的忠诚。因为使命导向的科研是一项极具价值而且荣誉感极强的工作，这在我国有组织科研的发展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在参与有组织科研工作中，高校科研工作者可在具有普遍主义的科学方法的使用背景中对科学是否中立具有更清晰的判断，进而明确全球科学体系和国家科学体系的关系，增强对国家的忠诚意识。有组织科研项目确立了对国家战略发展至关重要的优先事项和具体目标，并明确了这些目标如何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还可以激励人民对科研工作的支持和认可。

（二）承担社会责任是高校有组织科研的价值追求

当前一些管理者和研究者主要是从科技创新和技术突破等角度来讨论有组织科研的。从有组织科研模式的发展演化来看，它是从以任务为导向的技术研发模式转向面向社会挑战的任务导向型科研模式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包括社会挑战在内的大挑战和大科学共同成为有组织科研的应对目标，这种转型更加注重科研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这是有组织科研的价值追求。

首先，高校有组织科研强调在科研与社会的融合中承担社会责任。在传统科研中，科研和社会大致是两个分离的领域。由科学产生的去语境化的知识可以自动溢出技术领域：技术与现实是脱离的。在这种科研模式中，专家的知识生产和民众的知识需求是脱节的。专家无法完整把握科研应用于社会需求的状况，而民众虽对社会需求状况有所了解，但这并不总是能够反映到专家的知识生产中。对科研与社会需求分离的认识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自治的科学共同体的重要性，以追求科学自身的价值为目标，一旦其他利益对科学问题进行二次评判就会破坏科学自身的价值；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在决定科研政策时，社会和经济利益乃至科研成本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由科学家来判断的。这实际上涉及科学选择准则的问题。在传统上，科学共同体关于科研作用和科研组织的观点假定，应该由专业人员根据自身对某个科学领域的兴奋程度或科学的内在标准来选择和确定他们的研究方向，然而时代的发展则要求科学研究既要考虑内部标准，也要考虑社会价值和责任。高校有组织科研提供了一种愿景：即在以使命为导向和以社会责任为价值追求的学术研究中，通过决策者和研究者的对话合作，整合科学世界和现实社会的需求，设计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创新。从另一角度来看，一些技术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有效的科学政策和对项目资助的果断行动。尽管如此，最新的科学突破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对最新的科学突破视而不见。通过加强科学研究者与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将科学研究与政策制定结合起来，以实现科研与社会需求的融合，从而更为高效地解决技术和社会问题，这正是高校有组织科研模式产生的初衷之所在。

其次，高校有组织科研还要承担起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代重任。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加快科技创新是实现人民品质生活的需要。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技术kf凯发国际的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紧迫需求是强化有组织科研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增进民生福祉和推动绿色发展也是高校有组织科研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实现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社会责任，既要在确立研究目标议程和研究过程中融合技术创新和社会责任，为世界提供一种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又要加强科研领域的教育正义研究和实践。教育正义一方面表现为教育对社会正义的促进，另一方面表现为教育实践活动本身的正义性。在推进高校有组织科研的过程中，同样也要培育科研工作者的正义品质，并在科研发展方向上和科研实施进程中融入正义原则。

（三）与自由探索协同共生是高校有组织科研的规律遵循

自由探索是学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以科学研究方法追求高深学问为旨归的大学传统研究模式。在科学研究进程中，学者围绕“需求导向”与“自由探索”这两种研究模式进行了跨世纪的讨论与争辩，以求廓清两者的角色与功能，平衡二者的价值张力，促进科技创新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在新形势下，充分发挥这两种不同模式的优势会更有利于高校科技创新的高质量发展。在“下一个十年，高校科技工作要实现再次跨越，答好向世界科技前沿进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仅靠自由探索是远远不够的”。教育部在其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在继续充分发挥好自由探索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主阵地作用，持续开展高水平自由探索研究的基础上，加快变革高校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强化有组织科研。”这都已经说明，我们要实现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的协同共生，实现自上而下的突破式创新和自下而上的渐进式创新的有效结合。

使命导向和组织化特征是高校有组织科研模式的突出特点，而自由探索的研究模式则侧重于兴趣导向和理论化的知识建构。两者在目标定位、议题产生方式、成员构成、动力来源和研究周期等多个维度上存在着明显差别。虽然在表层上自由探索和有组织科研模式相互对立、互不干涉，但在深层次上二者则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由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个体的自由探索是研究事业的重要而有限的组成部分，但面对科学与社会日益紧密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变化对科学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科学研究作为一个由政府、企业和大学构成的以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为特征的庞大系统，不可能永远在“自驾”模式下运行。使命导向的有组织研究是对人民福祉、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等重大社会需求的具体回应。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不同组成部分，虽然研究形式存在差异，但行动目的是趋同的，即共同致力于创造性的知识研发，只是后者更重视在知识创新中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有组织科研和自由探索又呈现出复杂的、动态的和相互依存的关系。科学研究的二维象限可以更清楚地展示出两者的内在关系。美国科技政策学者斯托克斯(d.e.stokes)指出知识的创造与应用并非是一种线性的一维对立关系，“认知和应用的目标在本质上是冲突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范畴必然是分开的，这种信念本身就与科学的实际经验存在着矛盾”，由此他提出了科学研究的二维象限模型。在该模型中，科学研究类型被划分为波尔、巴斯德、爱迪生和未命名4个象限：波尔象限是指以追求知识而非应用为目的的纯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是指由解决应用问题而引起的基础研究；爱迪生象限是指以应用而非追求知识为目的的纯应用研究；未命名象限是指既不是由知识驱动也不是由现实目标激发的研究。在应然层面，有组织科研是任务驱动的基础研究，属于巴斯德象限；自由探索是个体兴趣驱动的知识创造，属于波尔象限。但在实然层面这两者并非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一方面，有组织科研目标的实现需要以若干个不同的子项目为依托。在这些子项目的探索过程中，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在该领域下进行自由探索，从这一角度来看，有组织科研包含了部分自由探索活动；另一方面，追求真理是自由探索的首要目标，但不是全部目标。在现实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因出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的好奇而自发组织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自主研究的情形，从这一角度来看，自由探索又蕴涵着有组织的科研。

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作为基础科学研究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有着各自的功能定位，存在着显著的发展差异。自由探索是基础研究的主阵地和主渠道，聚焦于纯理论知识的研究，有组织科研则是瞄准国家和区域战略发展的需要。虽然二者组织方式不同，但都是推动我国基础研究产生原始创新成果、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促使二者形成合力，才能助推科技创新体系发展形成新的格局。历史经验证明，“使命导向”和“自由探索”在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发挥着各自的功用与价值，二者缺一不可。只有科学界定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功能定位，破除与自由探索非此即彼的认知偏见，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总体布局，加快推进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如何有效规避潜在发生的矛盾与冲突，促使两者建立“双力驱动”的长效合作机制，是学界今后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三、有效突破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难点问题

加快推进高校有组织科研需要我们预判有组织科研实施的难点问题以及可能还存在的一些尚未适应的情况。一方面，在高校科研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障碍和难点影响着有组织科研的有效实施。为此要进一步深化高校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为有组织科研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有组织科研自身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只有正确认识有组织科研的主体、模式、限度和评价机制等问题，才能解决其难点问题。因此必须建立适应高校有组织科研理念的评价体系、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参与主体的协同以及防止官僚主义和行政负担的加重，才能有效推进有组织科研。

（一）建立适应高校有组织科研理念的评价体系

推进高校有组织科研需要加快科研评价机制的改革，发挥好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引导高校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以大学科和大挑战思维组织科研。

第一，要加强对科研团队的评价。有组织科研涉及研究者之间、高校之间、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学术互动，呈现出网络状的多方位深度合作。当前科研评价政策侧重于个体贡献和机构贡献，科研主管部门对跨组织的成果不予认可，对非第一作者的成果不予认可或大幅弱化，这种评价非常不利于有组织科研的推进。为此，在顶层设计上，政府相关机构要在高校评价、学 科 评 估 、绩效监测、人才评定和资源配置等层面设计符合有组织科研的团队评价体系。通过政策引导，推动高校内部建立基于团队评价的激励机制，科学评价个体在有组织科研中的贡献，并将其与个人职业激励关联起来。

第二，探索优化对科研影响力的评价。传统的科研评价主要是对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即通过各种文献计量方法对科研进行评价。这种评价难以考察在有组织科研中研究成果的技术创新影响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当前我国还未建立起系统的有关学术影响力的评价体系，对学术影响力的评价主要依靠文献计量学统计和自我报告等方式进行，尚未开发出科学的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产业影响力等非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工具。在推进有组织科研的过程中，科研评价部门要通过关注科研的转化利用评价、识别成功的任务牵引科研行动、阐明从科研到创新实现的发生机制以及建立科研影响力数据库等，建立并完善科研的影响力评价。

第三，探索建立专门的高校有组织科研评价体系。科研评价也需要进行分类。英国已经建立了对应大学社会服务使命评价的知识交换框架，与科研卓越框架共同成为激发高校创新的重要工具。知识交换框架实施的主要目的在于补充优质教学和科研未涉及的高等教育评价领域，以提升高校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贡献，回应大学的社会服务使命。高校应依据自由探索和有组织科研的特征和指向范围建立科研分类、分层评价体系：在高校一级，评价作为管理反馈工具，主要用以提高政策引导和干预的效力、效率和质量；在政策一级，评价主要用于确定政策介入和干预的结果与影响以及目标的实现情况；在系统一级，评价主要用于指导干预政策和方案的设计与拟定，提高国家科研系统的效率和效力。

第四，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评估只是手段，缺乏自由探索的科学精神和服务国家需求的忠诚意识，有组织科研同样难以取得成功。因此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鼓励科学家积极参与有组织科研。使命导向的科研对参与者的科研水平、科研态度、忠诚意识和责任意识都有很高的要求。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参与者心怀国家利益，淡化个人得失，带着使命和责任参与到有组织科研中去。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有组织科研的历史上就有一大批具有科学家精神、心怀国家利益的科学家。我们要组织力量研究、总结他们的精神品质及其与国家科技发展成就之间的关系，以便更为有效地提升有组织科研的效能。

（二）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参与主体的协同

协同攻关是有组织科研的主要特点。推进有组织科研要加强多主体协同，打破协同壁垒，促进参与主体以使命为导向，实现个体、组织与机构间的有效协同，有效推进有组织科研。协同创新计划、“双一流”建设和交叉学科建设等项目都包含一定的协同理念和要求。虽然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不同主体都形成了协同意识和能力，但尚未形成适应有组织科研的高质量协同机制。对于熟悉自由探索的高校科研工作者来说，协同意识的确立和协同能力的建设更是一个难点。为此需要从有组织科研的特征入手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参与主体的协同。

首先，在有组织科研的使命确定上加强协同。使命不是一个静态的、预先确定和封闭的工具，而是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参与主体围绕使命逐步达成一致的动态过程。

其次，在落实具体的使命上，政府和高校应对各参与主体进行广泛的动员（包括承诺、资源和行动）和组织协同。有组织科研要求我们不仅要把协同放在发起新的使命阶段，还要融入实际执行过程中。使命随着背景、给定问题和需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有组织科研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总体使命保持稳定，但在不同阶段使命有可能发生微调甚至是发生重大变化，即使是微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参与主体的行为。因此有组织科研要围绕使命的变化不断组织协调各主体之间的行动。

再次，要加强组织与个体的资源共享，创新资源共享模式。资源共享是促进高校有组织科研参与主体协同的主要工具，这既可以在单个有组织科研项目上实现资源共享，也可以建立系统的资源共享机制。通过建立系统的资源共享机制，不仅能使更多的学术和行业研究人员参与到前沿工作，而且还有助于培养尖端技术领域的新一代专家，从而实现跨界创新。数字时代的知识图景，即知识体系及其创造、传播、分享和利用的情景较以往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使人们的知识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抓住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实现科研资源共享数字化，不仅能够提高科研资源利用效率，更能促进知识增长体系的转型。目前，欧洲和美国都在考虑将科研资源数字化建成“国家研究云”。“国家研究云”的建立将为学术研究人员提供可负担得起的高端计算资源，在安全的云环境中获得大规模政府持有的数据集以及从这些资源中获取有益的专业知识。目前，我国内部科研资源共享及其数字化还是一个短板，因此建立安全便利的“国家研究云”是推动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重要保障。

（三）防止官僚主义和行政负担的加重

在有组织科研的运行中可能会出现官僚主义和行政负担加重的风险。科研任务的不断加重和研究组织的日益庞大一方面推动了形式化和标准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官僚主义和行政负担。此外，以竞争为原则的研究资助和评估政策也是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潜在的驱动因素。尽管申请资助项目的成功率很低，但科研人员仍然要花费大量时间准备申请。在申请过程中，研究人员还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向行政部门提供所要求的信息，由此增加了行政负担。有组织科研对承担者的研究能力有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承担者提供大量证据来证明其研究能力。如果还是依赖自由投标和同行评议方式，就会加重有组织科研实施过程中的官僚主义和行政负担，从而不利于高效实现有组织科研的目标。为此就需要创新项目产生方式、项目评审机制和项目验收机制。在项目产生上，以领跑科研发展为原则，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产生课题。在项目评审上，要从挑选赢家转变为挑选愿意者。挑选赢家会让更多的科研组织和个体将精力耗费在项目申报准备上。挑选愿意者指的是把那些在一定科研领域长期耕耘并愿意真正在该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的科研机构和个体吸引到有组织科研中来。有组织科研的项目验收也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文献计量学结果，而是要综合考虑项目是否有所重大发现或重大突破，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上是否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文章作者|吴合文